这些数字是众所周知的，但每次看到它们时仍然会感到震惊。中国的内部失衡使其成为一个极端的异常值。 这对世界很重要，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必须始终与其外部失衡相一致，当然，其外部失衡也必须始终与其贸易伙伴的外部失衡相一致。因为国际收支必须始终平衡，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，这两个陈述都是必然正确的。 但事情并不止于此。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，其内部失衡的程度也必须通过对其他国家外部失衡的影响，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内部失衡的一个制约因素。这可能不一定是坏事，但任何想要理解其他经济体的人都必须理解这一点。 例如，如果一组国家实施政策，迫使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，只要他们能够控制其外部账户，并且至少有一些贸易伙伴无法做到，世界其他地方就必须“选择”储蓄少于投资。这可以通过好的方式发生，也可以通过坏的方式发生，但这必须发生。 同样，如果一组国家实施政策，导致其制造业增长速度快于GDP，而消费增长速度较慢，只要他们能够控制其外部账户，并且至少有一些贸易伙伴无法做到，世界其他地方就必须“选择”制造业增长速度慢于GDP，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。同样，这可以通过好的方式发生，也可以通过坏的方式发生，但这必须发生。 关键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，一些国家选择拥有更开放的外部账户，而其他国家（更坚定地维护经济主权）选择拥有更封闭的资本账户。一个后果是，后者不仅对其国内经济有更多控制权，而且通过限制前者可以追求的政策范围，对前者的国内经济施加实质性控制。 正如琼·罗宾逊所解释的，这最终是不可持续的，必须最终导致全球贸易的崩溃，一旦前者决定重新控制其外部账户。正如她（以及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）所理解的，开放经济体中的深层失衡并不是“自由贸易”的结果，正如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相信的，而是不同主要经济体选择不同贸易干预水平的贸易体系的结果。